民國名記包天笑在其自傳《釧影樓回憶錄》中說，1906年他到上海租房子，開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現(xiàn)南京西路、鳳陽路）找，連找?guī)滋於紵o結(jié)果，后來他發(fā)現(xiàn)一張招租，說在北面一點的愛文義路（現(xiàn)北京西路）勝業(yè)里一幢石庫門有空房。貼招租的房東當(dāng)時講清住一間廂房，每月房租7元（以下均指銀元）。當(dāng)時上海一家大面粉廠的工人，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7到10元，而包天笑當(dāng)時在《時報》任編輯，每月薪水80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時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貴，比如在虹口區(qū)一棟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別是“一二八事變”后，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亭子間的月租都已經(jīng)漲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廣告剛貼出去，往往漿糊還沒有干，房子已經(jīng)租出去了。
上海的亭子間，可以說是石庫門房子里最差的房間。它位于灶披間之上、曬臺之下的空間，高度兩米左右，面積六到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雜物，或者居住傭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輕的作家來到上海謀生，往往先找這種房子棲身，以至于后來出了一個新名詞，叫“亭子間文人”。
一些專門從事寫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體是可以的，如郁達夫在二十年代末期，每個月的版稅收入有100到200元，而當(dāng)時一個熟練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 30到40元，這已經(jīng)足以養(yǎng)活一家五口人了。后來被殺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稅800元，年輕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 元。至于沒有名氣、初來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們每月的稿費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夠上海一月的生活費，可謂是標(biāo)準(zhǔn)的“亭子間文人”。
據(jù)陳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與錢》一書中的統(tǒng)計，著名作家魯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約是420元左右，而與他同時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魯迅低，如北京大學(xué)文科學(xué)長陳獨秀的月薪為400元，主編《新青年》雜志還另有每月200元的編輯費，這樣算下來，陳獨秀每月收入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學(xué)校長，月薪600元，另外還有翻譯的稿費（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稅，收入是不菲的。
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過50元的話，就基本達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兩百元，就可算是中產(chǎn)階層。張治中在回憶錄中說，他于1921年因失去軍職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個樓面是16元，這個房間用布簾隔開，一間做臥室，一間作書房，他與妻子及一個孩子每月的生活費是50元，這還是比較拮據(j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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