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河南給人們的印象是造假多、騙子多，網(wǎng)上甚至流傳這樣一句口碑：“河南除了騙子多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以至河南人氣憤地寫了一本書：《河南人招惹誰了？》。但在歷史上尤其是唐代，這里卻是經濟發(fā)達、文明昌盛、人文薈萃之處。杜甫、白居易、韓愈等文學大家皆生于斯、長于斯，洛陽被稱為東都，為天下財富的集散地。洛陽西南、今日顯得偏僻和貧窮的宜陽縣，隋唐時則是江淮糧賦陸路和漕運的重要中轉站，其三鄉(xiāng)驛（今名三鄉(xiāng)鄉(xiāng)），是當時從洛陽通往長安大道上的一座重要驛站。為唐代諸帝東巡必經之地，在此建有連昌宮、蘭昌宮等行宮，武則天、唐玄宗都曾在此駐蹕，其中的連昌宮更因元稹的《連昌宮詞》而聞名千古。

　　三鄉(xiāng)鄉(xiāng)所在地昌谷，是兩山間的一塊谷地，是個水陸交匯、山川形勝之處，昌谷北有鳳翼山、漢山，南有女幾山、梅鹿山，昌澗水從鳳翼山和漢山間緩緩穿過昌谷向東南流注洛水。澗水兩岸水草豐茂、楊柳婆娑，漢山也是“周圍十里，古柏蒼然”，“林壑茂美”（《宜陽縣志·山川》）。附近的漢山上有漢光武廟，劉秀曾在此收編投降的赤眉軍（《重修漢光武廟記》）；對面的女幾山上有蘭香女神廟，有著“女幾化石”的神話傳說。所以在唐代，昌谷也是個著名的風景游覽勝地，除上述帝王在此駐蹕外，詩文名家張九齡、韓愈、皇甫湜、劉禹錫、白居易都游過昌谷。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唐代著名詩人，被譽為神童的李賀就出生在這里。

　　在群峰并峙的中唐詩壇上，李賀是位極富特色并對后人產生極大影響的青年詩人。他一生年促命短，只活了二十六歲（790——816）；身體瘦弱，史稱他“細瘦通眉，長指爪”，他自己也說是陣日與藥罐子為伴，而且早衰，不到十八歲就已出現(xiàn)白發(fā)，并且一根根往下掉。在短短的一生當中，生活道路也異常坎坷：他雖是個皇族，為隴西鄭王李亮之后，但家道早已中落。其父李晉肅是個官卑職微的“邊上從事”，晚年當過一段時間陜縣令，在李賀剛踏上人生之旅時即已去世，留下他和母親、姐姐和弟弟一家四口靠著幾畝薄田度日。他曾在詩中描敘家中的困苦：可以說是一貧如洗，風雨之夜，伴隨著舂聲的，是差吏前來收租的敲門聲；甚至連唯一的幼弟都養(yǎng)不活，要送到江南去謀生。自己在仕途上也是困躓一生、地位低下：他本可通過進士試而獲朝堂之位，但因懼社會流言，避父親“晉肅”諱而不去應“進士”試，到頭來只能充當個“臣妾氣態(tài)間”從九品的奉禮郎，郁郁不得志終生。

　　但是，短促的生命和困頓的一生，并沒有妨礙他成為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乃至中國文學史上最富才華、也最具有想象力的詩人：他幼為神童，聲名早播，七歲即以“長短之制，名動京師”。以至當時的文章巨公韓愈和皇甫湜曾聯(lián)袂前往探看。成年以后，李長吉歌詩更以其出人意表的想象，奇詭幽冷的風格和極為濃艷、極富張力的語言使他和唐代詩壇乃至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一流大家并駕齊驅：他與盛唐詩人李白、晚唐詩人李商隱并稱“三李”，與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佛王維齊名，稱為“詩鬼”。他的詩歌風格被稱為“長吉體”，對宋人劉克莊、謝翱，元人薩都喇、楊維楨，清人黎簡、姚燮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即使在他生活的中晚唐時代也極負盛名，戴叔倫、韓愈、張碧、沉亞之、無可、齊己、杜牧、李商隱、陸龜蒙、皮日休等二十位多名家皆稱譽過其人其詩。李商隱為之作傳，稱其為“奇才”；張碧是稱其能“補造化”；吳融贊其詩歌的特色是“刻削峭拔，飛動文采”，齊己稱贊賀詩“巧奪天工、無險不入，能抉赤水之虹、昆山之玉，兩手掀翻蓬萊”。最形象而全面地對李賀詩歌風格作出描繪概括的當數(shù)杜牧，他在《李賀詩集序》中用了一連串的比喻來形容和贊譽長吉歌詩，其中最后一句“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荒誕虛幻也”幾乎成了賀詩詭譎風格的定評。李賀這位極富戲劇性的人物在人生謝幕時，還有個戲劇性的結局：據(jù)李商隱的《李賀小傳》載：李賀將死時，有一緋衣人駕赤虬從天而降，手捧一詔書，說：上帝造了一座白玉樓，召李賀升天為此樓作記。這個傳說雖然荒誕無稽，但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李賀才華的高度評價和年促命短的深深同情：李賀不是死去，而是上天成神了。天帝造白玉樓，也要請李賀去作樓記。后代一些名家，也多以此傳說為據(jù)來謳歌長吉，如北宋末年名將李綱稱贊說：“長吉工樂府，字字皆雕鎪……嘔心古錦囊，絕筆白玉樓”（《讀李長吉詩》）。元代經學家郝經亦嘆道：“人間不復見奇才，白玉樓頭耿孤潔。自此雄文價益高，翠華灼爍紫霓掣”（《長歌哀長吉》）。

　　李賀一生極為短暫，又由于官卑職微、不見經傳，因此生前社會影響不大，一生行止缺少記載，因此給后人留下不少疑點，尤其是故里究竟何在、關于故鄉(xiāng)昌谷詩中的相關地名以及最后幾年在潞州幕府中的情形，皆留下一些空白和存在不少爭論。前段時間，我在友人河南社科院文學所葛景春研究員的陪同下，對李賀故里以及相關詩作涉及地點進行探考，結合當?shù)胤街?，比較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新的體會。關于探考，另有論文發(fā)表，這里記敘的是探考的經過和一些結論。

　　昌谷、女幾山和漢山

　　李賀故里究竟在何處？新舊唐書本傳、李商隱《李賀小傳》和杜牧《李賀集序》等史料均未提及。倒是李賀自己在詩中屢屢提及故居在昌谷，如《始為奉禮郎憶昌谷山居》、《自昌谷至洛后門》、《春歸昌谷》、《昌谷北園新筍》等。宋代詩人張耒任福昌尉時，曾去昌谷探訪過李賀故居，并寫了兩首詩《春游昌谷訪李長吉故居》和《李賀宅》。北宋距中唐時間不久，因此李賀故居在昌谷似應無疑。昌谷屬河南府福昌縣，古稱宜陽，因隋代在此建有福昌宮而得此名，今仍稱宜陽縣。但比起隋唐時的福昌縣城，已東移二十多里，福昌宮的遺址所在處今叫福昌村，昌谷則在福昌村西十七里處。村北殘存一座大殿，內供原始天尊和九天玄女等道教神祗，據(jù)宜陽縣文聯(lián)主席劉雷和宜陽電視臺臺長郅敬偉昌介紹，這里原是一座道觀，建于清道光年間，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毀，但并不是唐代福昌宮的遺址，從在往東北方約一里多地有一高壟，可見殘存的土基，兩人說這里才是隋唐福昌宮的遺址。今日福昌道觀殘存的大殿下約二十米處有一石碑，上述“唐代詩人李賀故里”八個大字，很多學者即據(jù)此碑將此處定為李賀的出生地，有本介紹李賀的書中作者還在此碑前攝一幀照片，作為實地考察得出的結論。但我看碑上左下方的落款，為清同治年間所立。據(jù)劉雷和郅敬偉昌介紹，清末明初這座大殿乃改為學校，老師為教育子弟認真讀書，福昌的神童李賀自然成為榜樣，所以立碑以示教，但并不意味李賀就出生在這里。

　　李賀詩中經常提到的故鄉(xiāng)昌谷所在地，唐代稱三鄉(xiāng)驛，今名三鄉(xiāng)鄉(xiāng)，是當時從洛陽通往長安大道上的一座驛站。三鄉(xiāng)鄉(xiāng)書記王定澤和“昌谷故里李賀研究會”副會長馮振偉帶我們到今日三鄉(xiāng)鄉(xiāng)政府的后面，指著一條長長的轍道說，老人們稱此叫騮馬道，據(jù)說就是隋唐時的古驛道。據(jù)據(jù)《新唐書·地理志》：唐代諸帝東巡，三鄉(xiāng)驛為必經之地，在此建有行宮蘭昌宮，武則天、唐玄宗都曾在此駐蹕，唐玄宗還在三鄉(xiāng)驛題過詩，題為《望女幾山》。驛道還有條河叫昌澗水，往東南流注洛水。李賀生活的中唐時代，中原經濟由于安史亂后遭到極大破壞，唐王朝的財賦主要取自東南，這里又是江南漕運的主要中轉站，憲宗元和年間“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至河陰留十萬，四十萬送渭倉”（《舊唐書·食貨志下》），其經濟地位的重要，可以想象。

　　昌谷不僅水陸交匯，也是山川形勝之處，它是兩山間的一塊谷地，北有鳳翼山、漢山，南有女幾山、梅鹿山，昌澗水從鳳翼山和漢山間穿過在此注入洛水。那座被元稹詠歌而聞名千古的連昌宮就座落在昌谷水與漢水是交匯處。正因為昌谷水陸交匯、風景秀麗，所以在唐代也是個著名的風景游覽勝地，除上述帝王在此駐蹕外，詩文名家張九齡、岑參、韓愈、皇甫湜、裴度、劉禹錫、白居易都游過昌谷。梅鹿山上至今還存有刻著皇甫湜姓名的古碑，為清康熙四十六年立。張九齡是作為宰相陪同玄宗東巡止息于三鄉(xiāng)驛的，并對玄宗題詩有首和詩，題為《奉和圣制早發(fā)三鄉(xiāng)山行》。劉禹錫游覽昌谷時玄宗的題詩仍在，劉還為此寫了一首詩抒發(fā)感慨，題為《三鄉(xiāng)驛樓伏睹玄宗望女幾山詩小臣斐然有感》。昌谷今仍存有五華塔、魁星閣和竹閣寺等遺址。昌谷北面的漢山上有漢光武廟，劉秀曾在此收編投降的一萬名赤眉軍，漢山下的劉秀溝，據(jù)說就是赤眉軍被收編之處（《重修漢光武廟記》）。漢山并不高，海拔僅一百多米，而且坡度不大，我和幾位同伴開著越野車可以從山腳一直緩緩開到山頂。今日的漢山，全無志書描繪的“周圍十里，古柏蒼然”、“林壑茂美”的蔥蘢景象，幾乎看不見林木，土黃色的山坡被開辟成一層層的梯田，田里長著稀稀拉拉的玉米桿，間或有些青青的山芋藤。土黃色的山道兩旁，有一些小白楊樹，可能是今日植樹造林的結果。山上沒有淙淙的流泉，也未聽到鳥啼，更未見狐兔的蹤影，整個山一片死寂，默默地相伴著山頂?shù)墓馕鋸R。光武廟早已頹圮，只剩下廟前廟前石闕的兩根立柱，據(jù)柱上落款，應是干隆年間重修的。大廟遺址的東側，面對昌谷蓋了座小殿，大概是缺乏基金又要表示虔誠，不得已而為之的。殿內供的不是光武帝而是原始天尊，兩旁的壁畫皆是因果報應故事，血腥且丑陋，可能是在民間神漢。巫婆的指導下繪制的。站在大殿廊下俯視昌谷，谷平如砥，林木青青，兩側的女幾山、鳳翼山、漢山如長長的手臂，圈護著詩人李賀的棲息之地——這個小小的山間平原，昌水如帶從西北飄向東南，帶著李賀的不滅的英靈在不遠處匯入洛水，去拜見洛神。李長吉歌詩中有首《洛姝真珠》，學者多以為是詠歌洛陽美女的春愁，我倒以為是《洛神賦》的推演，詠歌洛神與曹植的愛情故事。此有另文專作考辨，這里只是提出此推論。

　　如上所述，李賀故居在昌谷，但昌谷是個方圓十幾里的谷地，散落著西柏坡、后院、小寨、南寨、上莊、下莊等五六個村落，李賀故居具體在何處，古人未言及，今人多歧說，有人說是在“挨近大澗溝北面銳峭長圓形山頭的偏低山坡上”；這次同行的昌谷李賀研究會的副會長馮振偉說他經過多次考察，“認定李賀故居在上莊南寨一帶”，“其它說法如說在大澗溝等簡直是不可能的”。因為毛澤東喜愛李賀詩，所以宜陽縣委宣傳部在1974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還組織了一次關于李賀故居的專門調查，認定故里是在西柏坡，并“統(tǒng)一宣傳口徑”，命令當?shù)卣创丝趶綄ν饨榻B，所以不少書籍文章在介紹李賀時，都以為李賀故居在昌谷西柏坡。其實，對李賀故居最有發(fā)言權的是李賀本人，另外還有宋人張耒。賀詩中有不少關于家鄉(xiāng)風物的描繪可作為我們推斷的依據(jù)，張耒到過李賀故居并留有詩作，在現(xiàn)有史料中，它與李賀時代最近。張耒在上述兩詩中說到李賀宅的位置是“連山忽中開，砑若敞雙戶。南山當其門，列嶂儼環(huán)護”，“清溪水拱荒涼宅，幽谷花開寂寞春”。李賀詩中也說到“我在山上舍，幾畝蒿磽田”，“長巒谷口倚稽家，白晝千峰老翠華”（《南園》十一），又說“舍南有竹堪書字，老去溪頭作釣翁”（《南園》十一），“怡怡中談笑，小弟裁澗菉”（《題舊夢》）?？梢娬谏缴?，而且是在群峰中開的谷口處，附近還有澗溪環(huán)繞。按以上開列的環(huán)境來判定，似是漢山靠近昌谷的山坡上，隔著連昌河與鳳翼山相對處。因為昌谷北面是鳳翼山、漢山，南為女幾山。張耒說“南山當其門”，肯定不是女幾山。鳳翼山離三鄉(xiāng)驛較遠，也較高峻，上面無法種田，漢山倒符合這個條件。上面提到，漢山與其說是山，不如說是個小高坡，海拔僅150多米，坡度平緩，我們乘坐的越野車沿坡一直開到山頂?shù)墓馕鋸R。而且山頂平坦，除光武廟外，余皆為玉米和山芋地?？梢娰R詩說在山上有幾畝蒿磽田是可信的。史載漢山“周圍十里，古柏蒼然”，“林壑茂美”，沒有說它是“幽壑”、“峻美”，可見其平緩模樣。為其有“林壑”，故居旁才會有澗溪環(huán)繞，才會有竹林，弟弟才會去澗里采菉草，自己也才會上山采石蜜。這也與張耒詩中的“連山忽中開，砑若敞雙戶”以及賀詩“長巒谷口倚稽家”吻合。

　　比起漢山，女幾山要出名和秀麗得多，它是著名的洛水發(fā)源地，早在我國第一部地理神話著作《山海經》中就有女幾山的記載：“女幾之山，洛水出焉，東注于江”。至于女幾山之得名，《太平廣記》中說是此山乃仙女杜蘭香得道成仙之所。其升仙處尚留一石幾，故得名“女幾山”。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又稱之為“化姑山”，幾仙姑道化之所。唐《元和郡縣志》則對此山加以準確定位：“女幾山在河南府福昌縣西南三十里”。大概由于此山秀麗多林木花果，宋以后將“化姑山”訛成了“花果山”。1986年，宜陽縣人民政府決定統(tǒng)一口徑，將此山統(tǒng)一稱呼“花果山”，并成立“花果山旅游資源開發(fā)公司”，1991年，國家林業(yè)部正式同意成立“花果山國家森林公園”。

　　女幾山的人文自然景觀俱佳。據(jù)唐代杜光廷的《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女幾山也是道藏中的七十二福地之一。山上有蘭香女神廟，至少在李賀的時代還是香火鼎盛。李賀詩集中就有一首《蘭香女神廟》，詩中的這位女神異常艷麗又極具神通：“密發(fā)虛鬟飛，膩頰凝花勻。團鬢分珠巢，濃眉籠小唇。弄蝶和輕艷，風光怯腰身”，“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錦鱗”，“踏霧乘風歸，撼玉山上門”。詩中描繪的蘭香女神廟周圍漢山一帶景色也異常優(yōu)美：“松香飛晚華，柳渚含日昏。沙炮落紅滿，石泉生水芹。幽篁晝新粉，蛾綠橫曉門”。上面提到的詩人和名流在游覽三山驛時也多有關于女幾山的詠歌：唐玄宗寫過《望女幾山》，憲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名相裴度出討淮西叛軍吳元濟時，曾到過女幾山蘭香女神祠，祝禱平叛勝利，并刻石題詩：“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石示武夫，“后果如所言，克期平賊”。此時隨軍的韓愈未能陪同游山，卻奉命寫下一首和詩《奉和裴相公東征途徑女幾山》，詩中則表達了他游此山的渴望：“旗穿曉日云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情相公平賊后，暫攜諸吏上崢嶸”。十年后的文宗大和二年，已閑居洛陽的白居易游歷女幾山，見此詩碑感慨萬分，寫了一首長達二百言的古風《題裴晉公女幾山刻石詩后有感》。詩中表達了對名相裴度為民除害建功立業(yè)的敬仰和感佩，也抒發(fā)了今日老死林泉、世道滄桑的感慨。其實，游覽和詠歌女幾山的不僅是唐人，而是代有名流，宋代有蔡襄、邵雍、張耒，金代有元好問，明代有唐寅、魏云霄，清代有呂履恒、呂謙恒等。宋人邵雍在詩中竟發(fā)這樣的感慨：“予看山多矣，未嘗逢此奇。巨崖如格虎，險石若張旗。云氣間舒卷，巖形屢改移。丹青難盡處，四面盡如斯”。

　　女幾山如此歷史悠久且聞名，為什么今日要將女幾山改稱“花果山”？我為此曾問過同行的宜陽縣文聯(lián)主席劉雷、宜陽電視臺臺長郅敬偉：按說，“女幾”得名最早，歷代名流對女幾皆有詠歌，山上有女幾和蘭香女神廟，又有著裴度、韓愈、白居易的女幾逸事和“女幾化石”的神話傳說，既有歷史的深沈、文化的積淀又有神話的浪漫。而“花果山”則僅見于北宋《太平寰宇記》，只是作為“花姑山“的一個訛音和當?shù)厮酌?，為什么宜陽政府要去古而取今，去正而從訛，去雅而從俗？至于?ldquo;女幾石”改為“悟空戴帽”、將“蘭香女神廟”改為“花果山廟”更是讓人莫名其妙。回答是女幾山很少有人知道，花果山則由于《西游記》今人人皆知，為了開發(fā)旅游事業(yè)，擴大宜陽的社會影響，縣委、縣政府對此命名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其實，由于吳承恩是江蘇淮安人，花果山水簾洞是他根據(jù)家鄉(xiāng)山水而加以想象發(fā)揮，今日張家港市郊的花果山水簾洞已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知名的《西游記》景點。宜陽縣政府想把他們的花果山說成是正宗原版的《西游記》故事發(fā)生地，即是再多造一些水簾洞、大圣殿、取經石之類的新古董，再多找一些“權威”、“專家”來論證、寫文章，恐怕也是可憐無補費精神。

　　南園、北園和后園

　　李賀詩歌中描述故鄉(xiāng)風物的詩篇共有近四十首，約占全部詩作242首的六分之一。這在中國古代詩人詩作中份量是最多的，其原因除了生活面比較狹窄，少與人交往溝通、再加上年促命短、閱歷不富外，與此人內心較為封閉、與人親合能力差，因而更轉向對母親合故鄉(xiāng)的依戀有關。李賀詩作中除上面提到的南山（女幾山）、蘭香女神廟外，寫的較多的故鄉(xiāng)山水還有南園、北園和后園三園。李賀詩作中直接寫南園的有《南園十三首》和《南園》，寫北園的有《北園新筍四首》，寫后園的則有《后園鑿井歌》，共十八首。十三首南園詩是詩人辭去奉禮郎后回故鄉(xiāng)閑居時所作，為研究李賀的鄉(xiāng)居生活合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因而顯得十分珍貴。十三首南園詩涉及面非常之廣，有描述南園春天美麗的田園風光和自己在故鄉(xiāng)從事農活的情形（其一、其八、其九、其十一、其十三），采桑、繅絲等農家生活（其二、其三），有對藩鎮(zhèn)割據(jù)的憤慨和要為國建功立業(yè)的志向（其四、其五），有懷才不遇、讀書無用的慨嘆，表示要改弦更張、棄文習武（其六、其七），有憶古嘆今，借古人表達自己的歸隱之志）（其十）等。寫的最多的還是春天的南園一帶田園美景“花枝蔓草眼中開，小白長紅越女腮”，這是南園內開在草叢中嬌艷的小花；“春水初生乳燕飛，黃蜂小尾撲花歸”，這是寫花上采蜜的黃蜂和掠水低飛的新燕；“泉沙軟臥鴛鴦暖，曲岸回篙舴艋遲”，描繪的是春日暖陽下臥于沙灘的鴛鴦和繞著彎曲溪岸前行的小船。特別是最后一首（其十三）將南園一帶的的遠山、近水，麥田、柳絮，古剎、漁舟春日清晨到夜晚的美景描繪的十分美妙：“小樹開朝徑，長茸濕夜煙。柳花驚雪浦，麥雨漲溪田。古剎疏鐘度，遙嵐破月懸。沙頭敲石火，燒竹照漁船”。夜霧漸漸消散，蜿蜒在樹叢中的羊腸小道隨著天色轉明而坦陳于眼前。小路兩旁蒙茸茸的細草沾滿夜露，顯得濕漉漉的。詩人踏著朝露、沿著小到來到南園下的昌谷河邊。柳絮紛紛揚揚，飄落在淺淺的河灘上像鋪了一層雪，春陽下的麥苗死勁地往上竄，簡直要漲破溪田！天色漸漸暗下去，遠處的古剎傳來陣陣晚鐘聲，一輪殘月開始浮現(xiàn)在遠遠的女幾山頭上。漁人正在敲石取火，通紅的火把將小船照得如詩如畫。誰讀了這首詩，都會感到詩人觀察的細密和觸覺的敏銳，也都會被詩人筆下的南園美景所迷戀。靜謐又溫馨的南園，對仕途坎坷、剛剛辭職歸來的詩人無疑是最大的心靈慰籍。詩人還有四首關于北園的詩，皆是描寫竹子的，從其中的“茂陵歸臥嘆清貧”、“斫取青光寫楚辭”、“無情有恨何人見”等詩句來看，也是寫于歸隱之后，牢騷滿腹之時，而且是借詠北園之竹來抒憤，但其中也透露出關于北園的一些信息：這是一所竹園，而且時間很久：“古竹老梢惹碧云”、“風吹千畝迎雨嘯”；這所竹園是從李賀宅后的井旁一直延伸到昌谷河邊：“家泉石眼兩三莖，曉看陰根紫陌生。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更容一夜抽千尺，別卻池園數(shù)寸泥”。可是，這三園究竟何指并位于何處？學界一直議論紛紛，至少有三種主要說法：一種是在1974年毛澤東寫給陳毅的《關于談詩的一封信》發(fā)表之后，信中除了批評宋人不懂形象思維，詩歌“味同嚼蠟”外，著重提到“李賀詩歌值得一讀”。偉大領袖一聲令下，百萬“革命大軍”自然聞風而動，神州大地一片讀李賀詩歌聲。在這個大背景下，李賀詩歌中的南園、北園和后園居然還不知究竟何指，這怎么可以呢？于是，宜陽縣委宣傳部專門組織了個“工農兵李賀詩歌研究小組”，在三鄉(xiāng)作了三天調查，然后得出“統(tǒng)一結論”，由宜陽縣革命委員會向外宣布：“三園是以連昌宮為中心的三片竹林，宮南稱南園，宮北稱北園，北園的后面稱后園”，這一結論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成為定論，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關于李賀詩歌的論著，多采用此說。第二種看法認為是村莊名。錢仲聯(lián)在《李賀年譜會箋》中即認為“昌谷后園、南園是連昌河匯入洛河處的兩個村莊，后園即今日的后院村，南園即今日的南寨村”，“后院（園）村旁房后，竹林夾道，或即是李賀當年‘斫取青光寫楚辭’之地”。第三種看法是楊其群在九十年代出版的《李賀研究論集》中提出的新看法，認為“園”與“原”通，即可種植谷物的平地。“北園”就是“昌谷范圍以內丘嶺‘可種谷給食之處’”，“可稱昌谷北原”。至于南園則是“昌谷口以南與洛河交匯范圍以內‘可種谷給食”的平地”，“可稱南原”。我通過這次在昌谷的實際考察，倒是傾向于三園為三片竹園這種在“文革”中提出的說法。因為“文革”雖然荒謬，但也不是事事荒謬，中國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就是在“文革”中上天，第一顆原子彈也是爆炸于“文革”前夕的1964年12月，難道都會因為“文革‘而被否定和推翻？不能因人廢言，也不能因事廢言。只是需要修訂的是，我以為三園的得名不是以連昌宮為中心來定位，而是以這三片竹園的相對位置而得名：大概位于今日南寨附近的這片竹園稱南園，南寨西北今日上莊附近的竹園稱北園，北園再往北靠近連昌河的竹園稱后園。因為連昌宮的故址在下莊，南寨在其西，上莊在其西偏北，無法形成宮之北為北園，宮之南為南園這種地理概念。

　　福昌宮、連昌宮和玉陽宮

　　李賀在《昌谷詩》中曾提到福昌宮，在《三月過行宮》一詩中也說到從故鄉(xiāng)到洛陽的路上經過一座行宮：“渠水紅繁擁御墻，風嬌小葉學娥妝”。李賀以后的詩人在提到昌谷和三鄉(xiāng)時又涉及連昌宮，如北宋詩人邵雍就有《故連昌宮》一詩，并在《十五日別福昌因有所感》中寫道：“連昌宮廢昌河在，事去時移語浪傳”；明人的《玉陽宮記》和近代《河南通志》又提到玉陽宮，認為玉陽宮即是連昌宮。由于歷代史籍對這三宮所在地及相互關系的記載存在混亂，當代一些學者以此為據(jù)所作出的解釋就更加眾說紛紜。根據(jù)我在昌谷的調查和對相關資料的判斷，福昌宮和連昌宮在唐代為同一行宮，座落在昌谷；玉陽宮雖也在昌谷，但與連昌宮（福昌宮）并不在一處，而且也不是帝王行宮而是全真教道觀?，F(xiàn)將三宮的歷史沿革溯源如下，至于詳細的考證，將同上面的“三園考”一起有另文刊出：福昌宮為隋代行宮，建于隋煬帝大業(yè)初（公元605左右），據(jù)《隋書·地理志》此宮在宜陽。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將宜陽縣更名為福昌縣，縣署就設在福昌宮舊址，遂將此宮遺物移至縣東十七里的昌谷昌澗水與洛水交匯處，仍名福昌宮。大概由于昌谷風景優(yōu)美，三鄉(xiāng)驛又是唐代長安往洛陽驛道上一座重要驛站，唐高宗顯慶三年（公元658）重建福昌宮時就建在這塊改遷的遺址上，改名連昌宮，又叫蘭昌宮。《新唐書·地理志》特注明是原福昌宮。從現(xiàn)有史料來看，唐人多將兩宮渾稱，如李賀在《昌谷詩》注中說“福昌宮在谷之東”，元稹那首名詩則叫《連昌宮詞》。至于后人，則只稱連昌宮而不再渾稱，如前面說到的宋人張耒在《福昌書事言懷》“昌水行宮廢”下注：“連昌宮，三鄉(xiāng)東”。宋人邵雍有首詩題即是《故連昌宮》，在另一首《十五日別福昌因有所感》中也寫道：“連昌宮廢昌河在”，也未見稱蘭昌宮者。至于玉陽宮則是位于三鄉(xiāng)的一所道觀名，遺址在今南寨村。1974年，宜陽縣文管所羅國英在此發(fā)現(xiàn)《玉陽宮銘并序》，為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三月全真教掌門大宗師洞明真人祁志誠撰。據(jù)碑銘介紹，玉陽宮原名奉真觀，始建于蒙古太宗窩闊臺十一年（公元1239）。第二年祁志誠的師父披云真人宋德方云游至此，題名“玉陽”。在祁撰此碑記時，觀前匾額已改為“玉陽宮”了。玉陽宮和連昌宮、福昌宮不是一回事，不僅性質不同：后者為帝王行宮，前者為道觀；而且地理位置也不同：連昌宮在三鄉(xiāng)驛東昌澗水與洛水的匯流處，邵雍《故連昌宮》詩中說得很明確：“洛水來西南，昌水來西北。二水合流處，宮墻有遺壁”。在《十五日別福昌因有所感》中也寫道：“連昌宮廢昌河在，事去時移語浪傳。下有荒祠難問處，故槐枝禿竹參天”。今日兩水匯流處有一村莊叫下莊，可能就是連昌宮遺址所在地。據(jù)下莊王功儉先生介紹，下莊村原來很大，有四條街，街上原有座泰山廟，大殿無梁，全靠斗拱支撐。村小學建在一個很大的廟院廢地上，據(jù)傳就是連昌宮遺址。玉陽宮碑出土處則在南寨，在下莊東，距兩水會合處較遠。另外《玉陽宮銘并序》中說得很清楚，此宮是“恢李馬之故地基，拓地者四十畝，玉陽之邃境遂敞，房屋者幾百數(shù)，變俗鄉(xiāng)為道鄉(xiāng)”。是在李馬故基而并非是在連昌遺址上拓建的。銘文還引用了□□川樗櫟道人秦彥容的《玉陽宮記》，記中說此宮是“南抱女幾，北依連昌”?？梢娪耜枌m在女幾山之北，連昌宮之南，與今日南寨的地理位置也相符。據(jù)調查，將連昌宮與玉陽宮混為一談，始于何繼麟的《重修玉陽宮》碑記。此碑立于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由玉陽宮“知觀道士王教松、門徒范演立，儒學生員何繼麟撰，壽安楊靜鐫”。此碑于1994年在三鄉(xiāng)鎮(zhèn)東五里的東柏坡發(fā)現(xiàn)，碑下部已殘缺，中間有的字已漶滅，但仍可見“天寶之末，祿山亂斯宮遂湮□□□□，因遺址建之以宮，更名玉陽，塑以老子兼以上帝”。這位鄉(xiāng)村秀才將玉陽宮和連昌宮混而為一，其后近人編的《河南通志》則以訛傳訛，說“連昌宮，一名玉陽宮”。于是一些學者輾轉傳抄，信乎不疑了。

　　李賀詩歌與故鄉(xiāng)風物

　　李賀從小就生活在這名山秀水之間，成年以后也多次返回故里閑居。地杰人靈，李賀一生寫下那么多秀美而神奇的詩章，與故鄉(xiāng)風物的陶冶有很大的關系。故鄉(xiāng)風物是昌谷詩中經常表現(xiàn)的對像，也是形成李賀或艷麗或幽冷詩風的主要動因，甚至對李賀封閉內向性格的形成以及多言鬼神創(chuàng)作傾向的產生都有很大的影響。李賀為人異常脆弱又異常敏感，這種性格的形成與他早年在昌谷的生活環(huán)境和創(chuàng)作習慣有很大關系。直到十八歲離家赴洛陽前，李賀就一直處在這樣一個清幽又自我封閉的山居環(huán)境之中。大自然的清幽陶冶了詩人的純情，也培育了詩人的敏感，但也使詩人的生活面極為狹窄和單調，《新唐書》本傳對李賀的這種生活有段記載：

　?。ㄙR）每日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吊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而”。

　　早上出去觀風賞景，尋找詩材，激發(fā)詩興，晚上回來整理創(chuàng)作素材和佳句。日日騎著一匹瘦馬、伴著一個書童，再加上一個陣日為他耽心的母親，這就是李賀在昌谷的全部生活內容。這種自我封閉的生活方式自然會形成落落寡合的性格和孤寂愁苦的心態(tài)。而這種內向性格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一種心理定式，即使走向社會后也會本性難移：在洛陽求職時他是閉門著述、苦思冥想；在長安任奉禮郎時也是下班回家，閉門獨處；即使在漫長的旅途上也是“獨騎往還京洛”。獨往獨來，罕與人交，整日浸淫在讀書與創(chuàng)作之中。情感的閘門一旦向外封閉，情感就必然要向內心回流，李賀單調貧乏的現(xiàn)實生活造成了天平向另一端傾斜——精神世界異常豐富和活躍。李賀詩歌多幻想、多寫虛幻世界，都與這種青少年時代生活環(huán)境有關。

　　另外，李賀詩歌多言鬼神，杜牧就以“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來形容其荒誕風格，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的產生也與他早年生活和家鄉(xiāng)環(huán)境有關。李賀從小就生活在一個鬼神氣息異常濃郁的環(huán)境之中。昌谷故居東北的漢山上有座“光武廟”，當年是十里古柏，林壑茂美，但到了李賀生活的中唐時代，這座曾經香火鼎盛、金壁輝煌的廟宇已是“頹圮殘破，十不存一”了。神殿的破敗更顯得林壑的陰森，十里古柏更襯出古剎的神秘。李賀在其詠歌家鄉(xiāng)的一些詩章中反復表現(xiàn)一種冷寂中的傷感和冥冥中的神秘，如：“南山何其悲，鬼雨撒空草……漆矩迎新人，幽壙螢擾擾”（《感諷五首》）；“古剎疏鐘度，遙嵐破月懸”（《南園》）；“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南山田中行》），未嘗不是這座古剎荒寺給詩人自小就留下的心靈痕跡。從李賀的故居向東南越過洛河，對岸就是女幾山，這又是一塊彌漫著神話傳說和滋生著鬼神因素的土壤。女幾山因蘭香女神的傳說而得名。傳說蘭香女神在此山修道，功德圓滿后白日飛升，留下一石幾在修煉處，故得名為女幾山。女幾山高峻巍峨，石湍飛瀑，云環(huán)霧繞，再加上有上述傳說，很容易產生一種仙山瓊閣的神秘感。宋人蔡襄在《雪中不見女幾山》一詩中就表達了這種感受：“宜陽南路是仙山，雪擁云埋緲靄間。洗眼看來無覓處，不知可復在人寰”。唐玄宗在路過三鄉(xiāng)驛時也寫了首望女幾山詩，此詩《全唐詩》未載，但從讀過此詩的劉禹錫所發(fā)的感慨來看，玄宗此時也產生了飄飄欲仙之感和創(chuàng)作上的沖動。路過其間都會產生這種心理，何況生活于其間，整個身心都浸淫于其中的李賀了。女幾山上有座蘭香女神廟，從李賀《蘭香女神廟》一詩的描述來看，此廟當時香火鼎盛，從小就瘦弱多病的李賀大概也會隨著眾人或家人前來祈福消災。這座女神廟不僅給李賀詩作帶來終生難以抹去的鬼神氣息，而且這位女神的容貌氣度、神情也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以至成了他寫女神、寫女鬼，乃至寫名姬、寫美女的模板和模式。據(jù)李賀在《蘭香女神廟》中的描述，這位女神是髪密眉濃、孤寂獨處，身姿怯弱又帶著淡淡哀愁。他后來筆下的仙女如貝宮夫人、湘妃，美女洛姝真珠乃至女鬼蘇小小等多是濃眉輕愁，怯弱又孤獨，多像這位蘭香女神。由此可見，李賀早年幽寂又帶有鬼神氣息的生活環(huán)境，對賀詩多言鬼神，充彌“鬼氣”的美學傾向是有較大影響的。

　　李賀故鄉(xiāng)詩作中很多是寫水的，如“溪灣轉水帶”（《昌谷詩》），“斜竹垂清沼，長綸貫碧虛”（《釣魚詩》），“泉沙軟臥鴛鴦暖，曲岸回篙舴艋遲”（《南園·其九》）“松溪黑水新龍卵”（《南園·其十二》），“溪汀眠鷺夢征鴻，輕漣不語細游溶”（《溪晚涼》）等。這對李賀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表現(xiàn)手法皆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知道，李賀在創(chuàng)作思想上有種反理性的美學傾向，往往有意識地打破客觀世界的固有秩序，用自己的審美經驗加以組合，喜歡表現(xiàn)一種折射的，甚至是扭曲變形的世界。而在大自然中，水具有特別的物性：既是客觀世界的反映，但又是個倒影，是個扭曲變形的世界，很符合李賀反理性的美學傾向。所以在他包羅萬象的二百多首詩作中，描寫水世界的近二十首，約占全部詩作的十分之一。其動因，還是受故鄉(xiāng)之水的觸發(fā)。